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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张聿温： 大学情结，一代人的“心理痼疾”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张聿温，1950年出生，山东淄博人。大学本科学新闻，在职研究生学西方经济管理。1970年入伍，原在武汉军区空军服役。1974年起任职空军报社、《中国空军》杂志，大校军衔。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原题
我的大学
作者：张聿温
一提或一看到大学，我都会怦然心动。在心底，大学情结甚至可以说已成“死结”。也许，这是一种“心理痼疾”呢。但我敢断言，我并不孤单，有这种“毛病”的绝非我一人，恐怕是整整一代人吧。
话，还是从头说起吧。
划阶级定成分，我属于“老三届”。在“老三届”这个群体中，如果有谁说他没有怀过大学梦，那肯定是骗人的。
油灯下的苦读，树荫下的苦读，牛背上的苦读，上山砍柴、下地拔草之余的苦读，挥汗如雨、不惧蚊虫叮咬的苦读，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时的苦读，为的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圆一席大学梦，改变人生命运、实现自我价值吗？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却将这美好的理想之花打得七零八落，坠入泥土。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正在山东淄博五中上高一。是时也，高三同学已经填报了高考志愿，检查了身体，不意上边突然宣布：高考推迟，先闹革命。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推”一”闹”就是十年！
我们最适宜读书的大好年华，就消磨在乱糟糟的学校秩序和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中了。两年之后，四顾茫然、步履踉跄的我们，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拿上学校发的一张巴掌大的毕业证书，上山下乡去了。
我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
我那单薄的身影，出现在田间地头，也出现在“戴帽”中学班，还出现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和公社革委会会议室里。因为我的身份，由回乡知青而普通农民而民办教师而大队革委会主任而公社革委会委员，歪歪扭扭、连蹦带跳，“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有点找不到北了。
这个时候还有大学梦吗？别扯犊子了！我和同学们一个个唉声叹气，心灰意冷，挂在嘴边的自嘲是：“我们都是玻璃罩里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
1970年深秋，传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与此同时，一年一度的征兵也开始了。天不灭曹。命运之神在向我招手，我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什么意思？原来，我所在的房镇公社分到一个山东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公社一位领导属意于我，而他的小九九则是，换取我的入伍名额。结果两相权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入伍。当时的想法是：上大学，今后也许还有机会，而当兵，因有年龄限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实际情况在于，当兵是当时青年人最好的出路，上大学的吸引力远不如当兵。
于是，我入伍到了武汉军区空军，而与大学擦肩而过。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感到惋惜，更谈不上后悔。
1974年春，空军三年服役期满，我提干。三个月后，我由湖北随县擂鼓墩——也就是出土震惊中外的战国编钟的地方——调到北京军委空军政治部，成了《空军报》的一名编辑。
1976年10月一声惊雷，开启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次年冬，中国恢复高考。据称，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其中，“老三届”是绝对主力。我的不少同学，就是由此重新坐进课堂，踏上新的人生之路的。
我羡慕他们，也许隐隐还有那么一丝嫉妒，但绝对无恨。
我身在军营，与高考无缘哪！不过，心头那团大学的圣火，却又被“腾”的一下点燃了。
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两年之后，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
1980年春，我家乡淄博日报社的张经信老师来京公干，走访新华社时获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受中宣部委托，准备办一个新闻班，专门招收在首都各家报刊工作的年轻编辑、记者。这些人大都是“老三届”，因已参加工作且年龄偏大，失去了高考机会，但大学之门不应绝情地对他们关闭。
张经信老师原是淄博五中的学生，高中毕业后留校当语文教师。1962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而这一年，我刚入读淄博五中。“文革”中，他以首都红卫兵名义，到淄博日报社串联，且经常回母校探望，这样我们就渐渐熟悉起来了。后来，他在淄博日报社参加了工作，我们的联系就很密切了。尽管并无直接的师生关系，但他的学识、文章、道德、人品却令我敬仰，因此见面、写信都以“老师”相称。
他简直就是一只报春的燕子，极力鼓动我报考人大新闻系这次招生。
我开始怀春，心旌摇荡。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耳畔呼唤：“机会啊，抓住它！抓住它！”
我立即把消息报告给社长林毅同志，想不到林毅社长非常支持，要我负责联络一下，并且指示：报社年轻无文凭的同志，尽可能都去报考。
得令之后，我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宣部新闻局。把意思一说，接电话的同志有些迟疑：“是有这么回事。但现在给予报考指标的，都是地方报社，部队还一家没有。”我说：“部队报社没有，是因为他们消息闭塞。我们最先得到消息，而且领导非常支持，总有个先来后到吧。”他说：“部队和地方不同……”我说：“您知道，‘文革’中空军是重灾区，我们空军报社又情况特殊，因林豆豆在这里，‘九一三’事件处理了一批人，现在年轻编辑记者多，亟须深造，提高素质。林彪、‘四人帮’耽误了我们宝贵的青春，使我们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再说，学习又不是别的，地方报社和军队报社没有什么区别。您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说最后一句时，我特意加重了语气，近乎恳求了。电话那端略微迟疑了一下，马上爽快地答复说：“好吧，给你们十个报考名额。但先不要和其它军队报社说……”我立马连声道谢，明知他看不到，还是下意识向他鞠了一躬。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位恩人的名字：洪一龙。
林毅社长闻讯也很高兴，要我牵头组织一下复习，并指令各编辑处尽可能提供支持。于是，编校之余，我们十名同志迅速组织起来，开始了高考备战。
不知是考题浅，还是我们水平高，反正最后我们参加考试的十人，有七人达到了录取分数线。
林毅社长想挽救一下落选的三名同志中的一位，特派通联处处长持报社介绍信，前往人大新闻系说项，未果。带回的信息却是：“你们《空军报》十人录取七人，比例够高的了！‘状元’也出在你们报社呢。”“状元”是谁，我当然知道，但这里就不便说了，以免本人有“嘚瑟”之嫌。呵呵。
很快，便知道了这个班的相关情况和安排事项：
全班同学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空军报、经济日报、法制报、地质报、人民铁道报、中国财贸报、体育报、机械周报、矿工报，以及中新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近20家新闻单位，还有北京市个别单位的宣传部门，不多不少，整整100人（后来本科毕业80人）。
班主任兼辅导员是人大新闻系韦凤媛老师。管理员是北京日报社吴桂林老师。由于这个班属于半脱产，不同于在校生，因此编制上隶属于人大函授学院北京分院。学生中，由于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最多，因此东道主就是他们了。课堂，设在他们办公大楼顶层的大会议室里。
授课时间：每周两个半天，两个晚上。中间有作业，期末有考试。考试期间，单位法定给假复习。
学历为国家教育部承认的本科、大专两种。修满三年课程且考试合格，发新闻学大专文凭。然后考外语（英、俄、日、德、法五门任选其一），通过后方得进入本科学习。修完两年课程且考试合格，发新闻学本科文凭。之所以用五年时间才本科毕业，是因为平时授课时间少于在校本科生的四年，故延长一年。
由此可见，人大新闻系教学要求严格，这个班的学历货真价实，绝不缺斤短两。
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铆足了劲，信心十足地站到了大学教育的起跑线上，单等那“砰”的一声发令枪响了。
1980年12月的一天，开学了。
课堂蔚为大观。100名学生按单位鱼贯排列，倒也整齐划一。我们《空军报》的7人很炫目，一色军装，坐姿端正，秩序井然，而且平时无人缺课。
听人大老师讲课，真像三伏天喝冰箱里取出的绿豆汤，解渴。
新闻学泰斗甘惜分老师，已届花甲，精神矍铄。他讲《新闻理论基础》，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这位1938年奔赴延安的老革命，始终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赤子之心，孜孜不倦地对新闻规律进行探索，其成果传授给我们，启人心智，直入我胸。
报刊史权威方汉奇老师，正值盛年，讲《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精彩绝伦，笑声不断。一堂课下来，他根本不看讲稿，内容烂熟于心，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每次上课，我都可以找到小时候在集市上听老艺人说大鼓书的感觉。印象极深的是他讲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倒背如流，声情并茂。类似这样对经典之作的流利背诵，不胜枚举。
薄漧培老师讲《新闻采访与写作》，着力培养我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他是《健康报》记者出身，因此讲课十分注重理论与实操的结合。以消息写作而论，仅导语的写法，就用了好几个课时。他先提供几条干巴巴的一大段材料，要我们从中提炼出寥寥数十字的导语，然后在课堂上一一点评，使人受益匪浅。
成美老师讲《新闻理论》，不但把理论讲深讲透，还穿插一些报人骚客的逸闻轶事，妙趣横生，引人入胜。那时我们就已知道她爱人是《北京晚报》总编辑顾行同志，想必那些耐人寻味的“佐料”，是从顾总那里得来的吧。
王国璋老师讲《现代汉语》，语言之准确、规范、简练、到位，令人叹为观止。这位高高的清瘦的有点驼背的老先生，不苟言笑，神态肃然，课堂上几无磕巴，也无一句多余之言。我曾想，用录音机把他的讲课录下来，可以作为一篇文章直接发排，根本用不着编辑着墨。我从他所讲句子成分和结构、词组和词性、单句和复句，以及文法的掌握和活用等内容中，吸收了不少营养，自感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概念、内涵、外延、周延、不周延、直言判断、联言判断、模态判断、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假言推理、选言推理、二难推理……这些《形式逻辑》课上的内容，从张兆梅老师口中讲出，感觉新鲜、有趣而深邃、厚重。张老师是位黑黑瘦瘦的老太太，有烟瘾，但讲课极有精神，也相当温和、慈祥。我上她的课最大收获是，以前看一篇文章或段落，总感觉别扭，有毛病，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自此之后，可以从理论上有根有据地剖析，并提醒和警惕自己勿蹈覆辙了。
马馨老师讲《中国古代史》，简直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神聊。老实说，我们习惯了有条有理、能记笔记的讲课，而不适应这种漫无边际的“信天游”。我毫不怀疑他学养的深厚、知识的渊博，但还是对他的讲课不甚适应。也许与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又遭遇“文革”，长时间未上讲台有关吧？他教学的方式大约更适合带研究生、博士生。但从开阔思路这点而言，还是难能可贵的。
《古典文学》课是张士骢老师讲授的。他挑选经典的古代散文名篇，从作者出身、时代背景、创作成就和风格，到本篇的内容、思想、意境、创作特色和技巧等，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不但自己陶醉其中，也使我们如临其境，深受感染。有一次上课，他讲到“春秋五霸”，说出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然后问还有一个是谁？课堂上鸦雀无声，我大声说出“楚庄王”。他一听，甚为高兴地表扬了我。
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还有：陈业劭讲《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谭令仰讲《文学概论》，傅显明讲《外国报刊史》（无产阶级），张隆栋讲《大众传播理论》，郑兴东讲《报纸编辑学》、胡文龙讲《新闻评论写作》，黄汉生讲《汉语修辞》。童兵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课，但惭愧，课程名称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此外，《世界近代史》是哪位老师讲的，也完全想不起姓名来了，只记得年龄颇大，满头飞雪。
台上是人大的名师，台下是首都各报纸的业务骨干，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不结合也得结合。这个班的优势，是学新闻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谁要说这是吹牛，我跟他急。
这个班的教学质量，受到各报社的好评，中宣部新闻局也颇为满意，教学单位人大新闻系自然更是备受鼓舞。没有人怀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这个班的开办不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产物，不是开拓之举、创新之举。
后来，这个班又办了两期，就停办了。因为“老三届”补学历的任务已告终结，各新闻单位的后续力量，就渐渐开始由纳入正规的大学毕业生来担当了。
我学习三年拿到的大专毕业证书，“校长”一栏盖的成仿吾大印。成仿吾是先后留学日本、欧洲的大知识分子，以前我知道他30年代是创造社主要成员，一度和鲁迅对阵。成仿吾又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共。他1978年～198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84年去世了。我们是有幸拿到他盖章的毕业证书的最后一届学生。
1984年2月13日下午，我们班大专毕业典礼在北京日报社举行。一周前，为把毕业典礼搞得隆重热烈，还专门召开了预备会，其中有一项：各家出节目联欢。我们空军报社的四名同学专门练了首小合唱。毕业典礼上集体照了相，合影照片上写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83届新闻专业专科毕业合影留念”。隔了一天，83届包括更多专业的大专毕业典礼在南礼士路二炮礼堂举行。我们报社的孔祥科、吴廷柱、陈初文和我参加。典礼后还放了场电影《不愿当演员的姑娘》，由于工作忙，我没顾得上看就回空军大院了。
我学习五年后拿到的本科毕业证书，“校长”一栏盖的是袁宝华的大印。袁宝华也是位学者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1936年入党，在北京大学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他1985年5月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此前任国家经委主任。
学生因校长而骄傲，这不算是虚荣吧？
读书是幸福的，也是辛苦的。
每周上课那两天的午饭后，我和同事们通常相约骑自行车从位于公主坟的空军大院出发。春风得意马蹄疾，心情舒畅车轮飞。我们沿复兴路、长安街一路向东蹬啊蹬，过西单、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到东单后往南一拐，再东拐进入西裱褙胡同，不多远，34号北京日报社就到了。
车程，一小时。五年间，寒暑不避，风雨无阻。
下午的课毕，我们步行穿过东单体育场，到位于台基厂1号的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干部灶就餐。一路吵吵嚷嚷，谈笑风生，是在议论讲课内容，探讨作业问题。餐后不敢闲逛，又赶紧回到北京日报社，晚上继续听课。晚上课毕，已是十点左右，再骑车回空军大院。到家简单洗漱完毕，再看会儿书，或做会儿作业，已近子夜，这才熄灯就寝。
第二天，还要按时起床，或出早操，或集体打扫卫生，然后投入一天正常的编辑部工作。
去上课除了骑自行车，也搭乘公交车，我们叫大1路，上车一角，无论远近。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晚上课后也会偶尔“蹭”一下接送老师的专车——坐到木樨地或经委会中途下车，再转乘21路或13路公交车回空军大院。
春秋季节，骑车在长安街上行驶，倒也惬意。难的是烈日酷暑下和冰雪严寒天，那滋味就不大好受了。
有一年夏天，晚间下课后，遭遇雷雨。家近的、有伞的、乘车的，陆续离去了，唯有骑车的我和同事陈初文，被滞留在教室里。外面雨不但不停，反而越下越大，我俩大眼瞪小眼，一时没了主意。这时，吴桂林老师关切地说：“要不你们就在教室的长条椅上凑合一宿吧。”我和陈初文稍加犹豫，最后交换了一下目光，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走！”军人气概在此顿时展现。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风雨之夜，大雨如注，电闪雷鸣，整个长安街上空空荡荡，竟无一个人影，就我们两个军人，弓着腰，吃力地蹬车狂奔。地面溅起的水花，有节奏地拍打着双脚。衣服，一出门就全淋透了，回到大院，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鸭子一样。可有谁知道，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呀。喝下妻子准备好的一碗姜汤，赶紧瑟瑟入睡。还好，居然一夜战胜了感冒。第二天，就又精神抖擞地迈进办公大楼了。
那五年，星期天、节假日、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学习上。可有哪家公园、哪个商场、哪座电影院留下过我们的身影吗？没有啊。
做作业时，我三岁的儿子调皮，从椅子后面爬到我背上，一下搂住我的脖子。哄一阵孩子，继续。
下部队采访，尽量安排在假期。如果平时实在要出差，回来后赶紧借别人的课堂笔记狂补，作业也抓紧狂做。丝毫马虎不得。
苦吗？累吗？有点。但没听说谁叫苦叫累，也没见哪个打退堂鼓。
其实，不独我们，别家报社的同学，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这就是“被耽误了的一代”立志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的拼搏之路，这就是已在大报频频发表文章的编辑、记者的求学之路。不知当今的年轻人、在校学子，可体味得到、理解得了？
1983年春，班主任韦老师通知：为迎接专升本的外语考试，学校特成立英、俄两个外语补习班，由人大新闻系外语教研室的老师授课。
我报的俄语班，自忖有一定基础。当年在家乡淄博五中，初、高中连续学过四年俄语。1978年秋我在内蒙古包头的空军高炮连队代职时，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兴起的学习热潮所感染，曾写信给我的俄语老师顾彦芳，讨来一套初、高中俄语课本，希图把丢弃多年的俄语捡起来。说来惭愧，由于既忙且懒，成效甚微。这下要考俄语，鞭子已经高高扬起，再不下苦功，就真该打屁股了。
可不巧的是，补习班即将开课之际，我却因参加助民劳动扭伤了腰，不得不到大连空军四六九医院住院去了。
我心急如焚，只好拿上别人寄来的人大编印的三册俄语教材，边治疗边自学。无论是躺在病床上，还是散步在医院的小花园里，包括说来不雅的“蹲坑”之时，我都抓紧点滴时间赌咒发誓般嘟嘟囔囔背单词。
三个月后回到北京，补习班已近尾声。我作为落魄之人，只好四处拜师求教。空司秘书、俄语翻译出身的徐贤同志家，地方朋友、一路之隔的新华社俄语翻译贾先生家，都曾出现过我这个不速之客的身影。这还不够，人大新闻系外语教研室的张媜老师又给我和同事吴廷柱、工人日报社的张帆三人“开小灶”。
这“小灶”开得那个别致呀。每周六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小房间内，放一块小黑板，身为副教授的张老师面对我们三个学生，一丝不苟地板书和讲解。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感觉自己像极了“北京填鸭”。超负荷高强度的外语突击训练，使我一度患上了“大脑神经疲劳综合征”，只要看文字超过一小时，必定恶心、头晕。
好在最终考了64分，虽是俄语班最低分，但总算过了！离“60分万岁”还富余4分呢。如果烤煳了，你说我亏不亏？
俄语班同学都明白，临近退休的张老师为了不使一个同学掉队，付出了大量心血。怎么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呢？有同学提出请老师吃顿饭，也有同学提出凑钱为老师买件像样的礼品，但都觉俗而不雅。最后，《北京晚报》的宫异娟提出，送一幅萧劳先生的字吧，绝对体面。萧劳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他的字很难求（拿到今天可就值钱了），但晚报的同学神通广大，最终如愿以偿。1984年2月4日，大年初三，我们俄语班全体12名同学齐集刘海胡同张老师寓所，给老师拜年，送上了感恩和祝福。谢谢您呀,尊敬的张媜老师!
学习的辛苦，换来了知识的丰收。此外，从各路同学那里听到的一些新闻、趣事和消息，也给人身心带来愉悦。《人民日报》的刘丽天在校对组上夜班，多次给我通气，说看到了我的一篇杂文已经排上《大地》副刊的大样，还有一篇也排出小样来了。《光明日报》的王立在总编室上班，他告诉我，著名杂文家、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和顾问的宋振庭同志性子急，每寄来一篇稿子，过两天就会来电话催问：稿子收到了吗？有何意见？哪天见报？
班上同学的年龄，也拉开了梯次。不少人已经结婚生子，但也有待字闺中、名花无主者和正在寻觅另一半的帅小伙、新郎预备队员。传说《北京日报》一位女士和《光明日报》一位先生开始恋爱，惹得大家总爱多瞟人家两眼，最后人家喜结良缘，一时传为佳话。班上美女如云，据说也有男生半真半假地恨恨而言：“要是晚生几年就好了！”此外，我还和《工人日报》的张帆，为一位大龄同事当起了红娘，可惜牵线未成，徒呼奈何！
在我，还有另外的收获：送稿方便了。利用短暂的课间休息，我会走下两层到《北京日报》编辑部，送去我写的杂文、评论、理论文章。去得最多的是理论部陶一凡、林浩基同志那里，还有文艺部《广场》副刊赖林嵩同志那里。他们处理我的稿子很快，往往下一周，再去他们那里，就是或看大样，或看小样了。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终于迎来了完成毕业论文这个收官环节。每个人都由学校指定了导师，我的导师是秦珪先生。
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秦珪先生，1958年6月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前身为1924年成立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合并到人大新闻系后，调来人大，担任新闻系副主任。我的论文方向是对新闻短论如何借鉴杂文笔法的研究，秦珪先生给了我很多教诲。为写好毕业论文，我专门到人民日报社，拜访时任评论部主任李德民同志，请他介绍所负责的名牌短论专栏《今日谈》的编辑思想、选稿标准和写作要求，他给了我很大帮助。最终，我的毕业论文顺利完成，并被评为优。
我们班的毕业论文，人大函院新闻学教研室过后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名曰：《1985届函授本科毕业生论文选（新闻专业）》。里面总共选了三篇论文，依次是：张聿温《从〈今日谈〉看新闻短论中杂文笔法的运用》、刘霆昭《论人物通讯中文学手法的运用》、蔡赴朝《试论经济新闻的接近性》。
从1980年12月～1985年12月，我们所上的全部课程是：《哲学》《形式逻辑》《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报纸编辑》《新闻采访写作》《中国文学作品选》《文学概论》《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近代史》《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评论》《外国文学作品选》《新闻专题》。最后，我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大学人函字第85013号证明，上面写道：“张聿温同志自1980年～1985年在我院新闻学专业学习五年，各科成绩全部优等，被评为全优生。”还到中国人民大学开了个小型表彰会，奖品是一座骏马造型的陶瓷笔筒。
为纪念五年学习结束，1986年元旦过后半个月，在北京日报社召开了毕业座谈会，并集体合影。座谈会上，我被点名发言。由于胸中涌动着钱塘江潮，我自知讲得条理不清，语无伦次，但都是心里话。我讲完，众口一词：真不容易！其实，大家不都是一样的吗？
梦想已久的85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是1986年1月28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礼堂举行的。想不到除了新闻专业外，还有工业经济管理、商业经济、中国文学等专业的函授生，估计有1000多人。典礼过程中，主席台上一位校领导当众念了个台下递上去的条子：“请问我们这批函授生，算不算人大校友？”这位领导念完哈哈一笑，突然用手往下一指，断然喝道：“当然算！”
台下掌声如潮。
毕业十年之后，1995年6月，为纪念人大新闻学院（系）成立40周年，编印了一本《同学录》。落款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起止时间是1949年~1994年，录入的班级共136个，总共5210人。遗憾的是，其中把我们新闻专业1980级错印成了1990级。哈哈，晚了十年，相当于重演了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我电话中向具体编印者指出，他们表示了歉意，并说：“下次吧，下次改过来。”也只能如此了。可是，下次下次，下次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的大学，这就是我而立之年才上的大学，这就是我们那代人主要是“老三届”备尝艰辛的求学之路。回首往事，心潮起伏，欲说还休，不知是该心酸，还是该欣慰？抑或如弘一大师所言，“悲欣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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